Home > 當期視界 > 人類學視界第三十三期 2024.03
心跳與探索:走進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人類學旅程
多數關於研究方法的書籍幾乎偏向討論「如何」(how to do)做研究,很少探究要如何決定做「什麼」(what to do)研究。歷史學者墨磊寧(Thomas Mullaney)與雷勤風(Christopher Rea)在2022出版的《研究從何開始?》(Where Research Begins)開宗明義就說,這本書是關於如何找出你的研究主題,因為不知道要研究什麼就不會有下一步如何做研究的問題。如果不曉得要做什麼題目與研究時,這兩位中國研究專家給的其中一個建議是想像你的身體被接上心電圖儀(EKG Machine),並回想「當你看到哪一些文獻資料時,你的心跳噗通噗通地莫名加快?」(2022:29)。身體是誠實的,會告訴你心之所向。
我是一位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以下簡稱「新幾內亞」)從事研究的人類學家,尤其著迷於新幾內亞當代採礦發展議題與新幾內亞獨立期間的歷史。決定在新幾內亞做田野與探討這些議題是多種因素激盪下的結果,這些因素小至某人的一句話、一場演講、個人的固執,大至臺灣的南島政策下的學術脈絡。當然,墨磊寧與雷勤風的心電圖儀想像也部份解釋了我和新幾內亞的第一次接觸(first ontact)。
我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完成大學部學業,並在夏威夷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在臺大人類學系就讀時,閱讀了臺灣與世界各地的民族誌,似乎沒有一地的民族誌像新幾內亞的材料那樣牽動著我的神經。新幾內亞吸引我的地方,並不是某些「原真的」傳統、慣習,或是某個著名的交換體系。真正讓我「心跳噗通噗通地莫名加快」是民族誌中的新幾內亞人與人群的動態性、創造性。我之後在新幾內亞田野的日常生活不斷印證民族誌的描述,他們聰明又善於操弄與展演,新幾內亞村落生活並非一成不變,社會關係每天不斷被重新評估、協商與重塑。因為對於新幾內亞感興趣,我盡可能的去參與系上所辦的關於新幾內亞的演講。
在大學部期間,系上前前後後邀請了幾位做新幾內亞的研究學者到系上演講,其中一位新幾內亞的專家Dan Jorgensen講述了關於新幾內亞西部省(WesternP rovince)的Ok Tedi採礦產業對於居住在中、下游流域的當地原住民與環境的嚴重衝擊,對我是個相當大的震撼,也埋下對新幾內亞大型採掘業研究的種子。因此,大學畢業後在申請研究所時,就以新幾內亞高地的幾個採礦區做為研究區域,以理解在歷史過程中,地方的經濟與社會關係的遷變。對於當時一個從來沒有去過新幾內亞、不知道當地語言、對於當時新幾內亞的政治經濟情勢與殖民史不甚了解的大學生而言,只靠著心跳脈搏的頻率來決定研究地區與方向,最後也的確朝著這個大致方向走來,想到此處,自己也感到驚訝。
大學畢業後,有幸考取了公費留學獎學金,主題是關於大洋洲社會文化變遷,但該考科只能選擇兩地留學,一個是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ʻi, Mānoa);另一個則是斐濟的南太平洋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雖然當時非常的掙扎為何只有兩校可選,但沒有任何懸念地選擇申請了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挾帶著獎學金的優勢,順利申請上夏威夷大學。
當時自以為大學唸了幾篇新幾內亞民族誌就想要做新幾內亞研究,實在太天真了。我的指導老師Alex Golub是新幾內亞研究專家與政治人類學者,在他面前我對新幾內亞的認識堪比一張白紙,甚至在剛到研究所唸書的前幾次碰面,和他談到新幾內亞第一任總理的名字時,我的唸法竟是錯誤的,深感羞愧。或許是這個原因,我的指導老師決定幫我惡補一下PNG for Dummies。
因為是PNG for Dummies,所以並沒有硬塞難以消化的閱讀文本,例如Marilyn Strathern的著作。相反的,我們先閱讀了在新幾內亞工作多年的澳洲廣播電台(ABC)記者Sean Dorney,以及當地歷史學家John Dademo Waiko(也是第一位取得博士學位的新幾內亞人)的歷史書籍、創國元老Michael Somare的自傳、政治人物兼作家Albert Maori Kiki與Vincent Eri的小說等等。對我而言,拓展出新視界/世界,之後,我也不斷追隨新幾內亞獨立期間的幾位重要人物的著作與文學作品,讓我對當代新幾內亞有更基礎的了解,也培養了對於新幾內亞獨立期間歷史的興趣。在研究所期間的訓練以人類學為主,但新幾內亞的歷史仍然深深地吸引我。在研究所期間選修了歷史學家David Hanlon的「十九世紀太平洋史」與語言學家Emanuel J. Drechsel的「民族歷史」(Ethnohistory)的課程,深受我喜愛。當中,新幾內亞在二戰後至獨立期間(1970、1980年代)的社會蓬勃發展,各種表演形式與出版,以及政治活動與辯論,扣人心弦。
在我完成博士論文研究計畫綱要後,準備前往新幾內亞摩士比港之前,與我的指導教授會面,他向我做最後的確定:「如果你(對於前往新幾內亞做田野)感到害怕的話,我們其實可以在圖書館做歷史檔案研究就好,我完全沒有問題!」在1990年代之後,大量的採掘經濟與社會的不平等,使得在新幾內亞做田野,治安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這種隱患,有實際上的、有心理上的、或大、或小。雖然,在正式博論田野之前,我已經去了兩次短期預調,安全問題一直是我的隱憂。但長期研究經費已取得,三年的研究簽證也到手,也猶記得當時想要研究新幾內亞的初心,似乎沒有抽身的理由。
我的田野地是在離新幾內亞首都摩士比港只有15公里的沿海村落,村落鄰近PNG第一座天然氣液化廠。我所認識的多數新幾內亞人對於外面世界充滿了好奇,喜歡探問美國、夏威夷與臺灣是什麼樣的地方?人是怎麼樣的?一位叫我叔叔的未成年中輟生甚至將他的兩條獵犬命名為「布希」與「賓拉登」,世界文明舞臺的衝突在小小偏遠村落中重新被消化。多數的新幾內亞人喜歡探究不同時間與空間的人與社會差異,似乎新幾內亞人才是「天生的人類學家」,我反而是自費前往新幾內亞被訪問的報導人。
「人類學是什麼?」這是許多在臺灣人類學學徒或學者在田野與日常生活中經常被問到的大哉問。提問者(即使有著高學歷)總是不知道人類學到底在學什麼?或是人類學的出路是什麼?「人類學」在臺灣似乎充滿著神秘與浪漫感;在新幾內亞則是完全不同的感受(當然,這會涉及殖民與學術研究的歷史)。多數新幾內亞人並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在我的田野經驗裡,當我說我的背景是人類學時,新幾內亞的朋友有的是點點頭表示認同,或是說「喔!我知道人類學是什麼!」記得有一次,我和房東在家裡,剛好有一位親戚的小朋友過來家裡吃飯,他看到一個陌生的亞洲面孔在他所熟悉的生活環境裡,因而深感害怕,他以恐懼的眼神快速掃過我,疑惑地盯向他的阿姨並用Motu語問:「這個人為什麼在這裡?他在這裡做什麼?」這位阿姨回答:「來研究你吃什麼?怎麼吃?怎麼生活?」我個人認為這定義比「研究人類社會或是文化」更好、更樸實無華。
我也遇到能源公司的公關人員在得知我的背景後,說道:「不要寫一些我們的壞話。」雖然,並非所有人都知道人類學是什麼,或是他們認為的人類學和我認為的人類學可能有所差異,但在普遍被認為充滿神秘感的新幾內亞,「人類學」出乎意料地不那麼神秘。如果以對人類學的大眾普遍認知程度做為文明程度的指標,那麼新幾內亞一定是名列前茅。人類學家Mark Mosko在“Maipa Made Me Do It”(2004)一文中提到他從1970年代第一個田野以來,二十多年一直不斷回到新幾內亞的Maipa村落做田野,他談Maipa的田野、人與巫術如何改變他,使得他不斷回到同一個村落(雖然Mosko後來轉移陣地到初步蘭島做研究),這似乎不是一種理性、不是為了長期觀察社會文化的變遷可以解釋,我與Mosko感同身受,被不斷拉回新幾內亞的第一個田野地。
參考資料:
Mosko, Mark. 2004. “Maipa Made Me Do It.” In Pacific Places, Pacific Histories: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C. Kiste, edited by Brij V. Lal, 177–9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Mullaney, Thomas, and Christopher Rea. 2022. Where Research Begins: Choosing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Matters to You.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