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歷期視界 > 人類學視界第二十三期 2018.07
吳燕和訪談(上)
前言:
2010年前後,幾位臺灣學生在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 Mānoa)人類學系念書,有人在寫論文階段、有人正在出田野,有念考古學、體質人類學、也有念文化人類學的,全部都是對亞太地區研究有興趣的學生。約五十年前,長居國外的臺灣人類學家、美國東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研究員吳燕和老師也在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攻讀研究所、並完成博士資格考,最後獲得國立澳洲大學research scholarship並取得博士學位。他擔任了我們幾個學生的口試委員,我們的興趣與研究也受到他的影響。我們想了解半個世紀前的夏威夷與夏大人類學系,甚至美國人類學。因此,這次的訪談希望把大家帶回半個世紀前的夏大人類學系。
吳燕和的研究在1970年以前以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考古為主,以及兒童「養育」的問題;1970年代著眼於華人在新幾內亞的移民與適應;1980年代探討族群關係與認同問題;1990年代沿續了對於教養的興趣,著手華人兒童社會化的討論;在1990年代晚期之後,重心移往飲食與文化的研究[i]。
吳老師的訪談將分成兩次刊出,第一部份主要是吳燕和在夏大求學的回憶以及人類學田野的反思。第二部份則是著重在1960、70年在夏大人類學系的師生及教學,從吳燕和的關係網絡出發。
圖一:2018年初吳燕和與Midori Hino於日本伊丹市(Itami)的Miyanomae Cultural Village。
問:您當初為什麼選擇夏威夷大學就讀?
燕和:我當時申請碩士班,收到夏威夷大學通知,給我好像一年的助教,而且收到的是夏威夷大學校長的聘書。如果沒有那一封聘書,我是出不了國的,來不了夏威夷,因為我們全家不准出國[ii]。當時我是中研院的助理員,我去教育部辦的時候,科長一看,說我不准出國,他說因為我已經不是大學生而是助教,不可以留學。不准出去當留學生,但可以應聘出國,所以,我就去僑務委員會申請出國。
到了夏威夷大學報到,我穿西裝打領帶,但每個人都穿著T-shirt,光著腳。我到系裡問秘書說我找誰報到,他說你的指導教授是Alice Dewey[iii]。Alice一看到我就很高興。後來我發現,是有人幫助我的,那年跟我同時進來當助理教授的考古家Richard Pearson,他是張光直的學生,在台灣做博論田野,去淡水那邊挖掘。他當研究生時,我是台大的學生,常常見面就很熟。所以我申請的時候,他一定看了,台灣的這個吳燕和他認識。我很快得到回信,還給我獎學金。我相信是他暗地裡幫忙,可以說是因為他和台灣的關係。一定是他去跟Alice Dewey講說這個學生很好,收他當助教。後來我發現,美國同學一個比一個有性格,平常是不會跟你講話的,好像每個人都是很大的樣子,脾氣又很壞,不高興就生氣。我說奇怪,大家學生不都是快快樂樂的嘛!Alice是完全相反,跟她一談就很高興。
問:你們當學生時,East-West Center有很多的學生獎學金機會嗎?
燕和:數百個獎學金。台灣來的,每年都有四、五十個學生,大概至少百分之八十拿到EWC獎學金,而且獎學金每年給,至少二年到四年。只有我是拿系裡的錢,我和王維蘭[iv]拿系裡的錢,別人都不相信。
問:您五十多年前來到夏大人類系,當時的生活及學習狀況如何?
燕和:生活上很熱鬧很新奇。我記得我那一年到的時候有七十二位研究生,有三分之一在出田野,有三分之二在修課,有的同學回來寫論文。所以,熱鬧是幾個方面,不管是上什麼課都很多人,沒有什麼兩、三個人一堂課的,隨便一堂課都是二、三十個人,多的好像就是四、五十個,還有同學沒有選課也跑來湊熱鬧。那個時候我覺得系裡最好的課是Proseminar,凡是第一年來的,不管你在其它學校讀過或沒讀過人類學,不管你有沒有碩士學位都要上。那一堂至少有三、四十個人,每一個禮拜請一個大人物,上課大家討論,覺得很興奮。系裡當時也很有錢,當時系主任跟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申請了經費,說我們地理位置這麼好,是研究太平洋、亞洲的大本營,多給我們一點錢,讓我們在學術上訓練學生。
我覺得最困難的課是體質人類學,以前在台大就覺得很不得了,來上課的老師是動物學家出身,上了一學期的課都是講猴子,猴子的腸子跟黑猩猩的腸子怎麼樣不同,考試的時候還要考畫圖。到了美國才發現體質人類學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體質人類學的課每個禮拜找一個有名的教授,像夏威夷大學當時的校長,他就是遺傳學的教授,我當時上他課時,簡直是天方夜譚,那一堂課我們就要學A-G-T-C的排列,以前我只會猴子與黑猩猩的分類。
每一個週末,總有一個同學辦派對,到他家去。這個週末你開派對,下個禮拜是你,全系都去,學生就有五、六十人,連老師都來。田野回來的學生就講他們的故事,他們常說“our people”和“your people”,那個“our people”是指我田野地的人,比如我的Cook Island的人怎麼樣、我那個New Guinea高地的人如何、如何。其實,那個派對、聚會等於大家在討論很多問題,所以我覺得非常熱鬧。
問:您的博士論文原本是要做馬來西亞的baba與nyonya的研究,但當時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讓你的計劃變得不可行,為何當初夏威夷的華人研究不是替代方案呢?
燕和:在出國前,我是做台灣高山族的研究調查,在民族所時,特別是跟凌先生的訓練,是從十九世紀一路下來的民族誌,就是到一個村子裡就做。因為整個部落全部是同一族群或者民族,你到一個村子裡待個一年、二年,寫出一個民族誌,食衣住行、一年四季、宗教信仰、生產方式都要討論,這就是基本我們人類學調查方法。我到夏威夷時,中國人連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碰到中國人講廣東話又不會講國語,然後,客家人跟廣東人不通婚,他們告訴我這個故事:你是廣東人,你女兒如果愛上了一個客家人,他們要結婚的時候,父母應該要穿喪服,當作這個女兒死掉了。中國人之間的族群衝突就是那麼厲害,這是我後來慢慢發現的。夏威夷沒有單一的華僑界,以前也沒有看過誰去研究過華僑。夏威夷這麼複雜,又是日本後裔、又是haole[v]什麼,我怎麼處理這個文化的問題?在東南亞也發現這個問題,你不能只從一個社群、一個部落或一個村子這樣出發。
問:最後您的博士論文研究是做新幾內亞,為什麼後來沒有再回去做田野了呢?
燕和:這個我想有二個原因,第一個是實際原因,我在East-West Center工作,無法回去田野地,要做很多學術交流的事情,因此無法像傳統的人類學家在同一社群不斷做田野調查。第二個是,一方面我以前在新幾內亞的華人報導人跑來夏威夷給我訪問;另一方面,當初我博論田野本來要去馬來西亞研究,因1969年馬來西亞排華運動而放棄。後來我又有機會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就找了一個題目來研究:傳統中國醫藥[vi],這題目要找專家很方便,所以我也不必回新幾內亞。後來我也有機會研究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可以說我愈研究題目愈多,都是碰巧去了。
很快的回到你剛才那個問題,田野為什麼不在夏威夷做。我現在已經改變了,我現在天天在日本做田野調查。我現在住日本,每一次出去吃飯,餐廳就是我的田野地。兩年前我跟Midori Hino[vii]到法國參加會議,那個會議主題是我設計的,叫做「法國的亞洲食物與東亞的法國美食」,我們兩個去報告日本的法國飯、法國音樂、法國的歌舞。我們住那麼久,以後要寫一本書都可以的。
問:您後來轉往ANU完成博士學位後,為何選擇回到夏威夷在East-West Center 任職?
燕和:我當時有三、四個大學的offer,維蘭說我們要回夏威夷,所以我才接受了East-West Center。是她決定的,也不錯了,到現在我還是在校園裡面混,很舒服。可以這麼說,這也是命運。
註釋:
[i] 吳燕和主要著作可以參考:https://wp.me/p2E35Q-q
[ii] 吳燕和父親吳坤煌因白色恐怖入獄。
[iii] Alice Dewey也是尹建中(1975)與崔伊蘭(1985)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以及鄭香妹(1998)的口試委員。
[iv] 王維蘭是吳老師的第一任妻子,1969年畢業於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碩士。
[v] 夏威夷語,過去指非夏威夷的外國人,現專指「白人」。
[vi] Wu, David Y-H. 1979.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s of Food and Medicine in Singapore. Occasional Paper, 5.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以及Wu, David Y-H. 1987.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ingapor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Mobility. Nanyang Xuebao 42(1&2): 71–94.
[vii] Midori Hino是吳老師的現任妻子,為日本愛知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