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歷期視界 > 人類學視界第二十八期 2021.4
香港移民二代九十後青年成長自述
我家的組成比較複雜。我祖母是新界原居民,年幼時被送往深圳,在那兒成家立室;我爸爸在七十年代末從深圳游泳到香港,剛好趕在1980年英國殖民政府全面禁止偷渡前到達。他花幾年時間學會了可以賺錢的手藝後,正好趕上改革開放來到了廣東惠州,於是便過去那邊做工。那時請香港的師傅成本頗高,我爸在教會了內地徒弟後立馬被解僱,雖感無奈,不過在那兒爸爸遇上了從湖南到廣東的媽媽,兩人相識、結婚,一年後我在香港出生,那是1994年,香港最後幾年的殖民歲月。3年後我的弟弟出生,那時的香港剛剛變成「特別行政區」,到現在我家還有我的一本過期發黃了的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簡稱BNO——護照[1] ,我弟姍姍來遲了幾個月,只有資格申請特區護照。
攝於2019年7月21日,元朗。
我和弟弟是被外公外婆撫養長大的。因為家裡經濟條件有限,如果媽媽想去上班(無論是酒樓侍應、超市收銀員、本地導遊、保險從業員……),都必須有人來照顧我們。爸爸說媽媽的語言天份高,很快學會講廣東話,所以外公外婆在的時候我們家就會講長沙話,不在時家裡就會講廣東話。跟我很多同學不同,我年幼時常跟媽媽回湖南。彼時沒有高鐵,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從深圳坐長途火車,十小時後到長沙。記憶中從羅湖回岸過關後,火車站總是很大,人很多,灰濛濛的,有一種摸不清底細的感覺。媽媽總是叮囑我要看好行李,顧好弟弟,不要跟陌生人接觸……那時懵懵懂懂地只覺得過關前後差別還是挺大的,例如香港沒有泥巴路,大人們不會嚼咖啡色的醃製檳榔。在長沙我買不到進口零食,沒有麥當勞,但長沙有五毛錢的老冰棍,黑色的香辣臭豆腐。我數不清我在長沙看了多少遍《還珠格格》的重播,也記不得從何時起,慢慢就能讀懂簡體字了。我在小學學到的英文可以應付在湖南唸書的表姐的初中作業,而她的中文寫作則比我強上許多。這些種種的所謂差異,都被幼時的我不帶批判地全盤接收了,並在頗長的一段時間裡,很理所當然地覺得它們是可以並存共生的。
後來,「香港」作為一個特別的概念,就在我的腦海中成形了。我對兩邊的生活沒有任何適應不良處,不過每次當親友知道我們是「從香港來的」,看我們的目光中似乎總帶有幾分欣羨,幾分打量,讓我在不知不覺中也生出一種既模糊又隱秘的優越感來,彷彿我沾了「香港」一個天大的光。不過我不知道他們所想像的「香港人」是甚麼樣子的。是在TVB電視劇裡住很大的房子,生活得光鮮亮麗的那些人嗎?那似乎又不是我們家的真實寫照。而在香港,小學時我不太喜歡在同學面前說方言,可能因為我意識到,原來不是每位同學都會有另一個非香港的、卻也頗為親近的「鄉下」。我到現在還記得小時候鬧過一個笑話,我媽媽曾教我一句諺語「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一次在我說出來以後,被我一位同學指正:是「半夜敲門也不驚」!印象中我還出過幾次類似的糗。不過小學時我成績很好,雖然也會暗自羨慕同學用的筆袋文具、小息時吃的點心好像比我的更精緻,但整體來說還是很順利地度過了我的小學時代。
這麼近那麼遠:「香港」和「中國」與我的距離
我唸的中學偏隅在新界的公共屋邨裡,比小學氛圍更為樸實。同學裡有些跟我背景相似的,偶爾會舉家返鄉;有些家庭則在香港紮根已久,其往來中港兩邊的經歷便十分不同。初中時有一門課叫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我第一次知道香港是一座資本主義自由城市,原先則是英國的殖民地,到了1997年7月1日正式回歸中國,在一國兩制下可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有一門課叫History,算是歐洲中心的世界史,裡頭分別有近代中國史和香港史的單元,兩者的篇幅都不多。不過中國歷史又有獨立的另一門課,從夏商周一直教到改革開放和六四,香港史的部分還是很少。[2] 這些內容都是比較去政治化的,或說它承襲了殖民地時代的教育目標,希望學校可以培養出行政人才,不鼓勵任何涉及政治或意識型態上的觀點與辯論。我們家沒有討論本地政治的習慣,我自己讀報也不太愛看這些,又或者說當時的我所理解的也是很狹義的政治,覺得那種東西跟我一個普通學生沒甚麼關係。
初中時我們家的寬頻上網服務開始贈送免費的電視盒,我外公外婆很喜歡看裡面的內地電視台,從那時開始除了本地新聞,我也跟著老人家看了一堆抗日劇、國共內戰劇和鄉土劇,也看了很多年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當然,我一般都是邊寫功課、邊當收音機來聽的。有時候我還會覺得可惜:如果我那時聽的是英語電視,說不定我的英文能力就會跟我國語能力一樣好了。有一年我跟幾位香港朋友、內地朋友一起看春晚,看得特別津津有味。後來我分析我自己的情緒大概有以下幾種層次:一是看著香港朋友被春晚表演美學嚇到而覺得high,二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吐槽春晚政治宣傳的興高采烈,三是出於我對春晚節日內容的熟悉,以及因春晚而聯想起以前跟家人一同過年的感觸,四則是有點羞於啟齒的,因為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對於春晚極力想要召喚出來的那種民族主義情感(尤其是那些小人物的特寫鏡頭),真正地做到毫不動容。說出來大概很「政治不正確」吧,我幾乎是抱著一種「出櫃」的心情來寫這一段的。
說回中學時代,當時我對中國近現代歷史、文化和社會,好奇心還是挺強烈的,對於中國認同也沒有很大的遲疑或抗拒,雖然升中學後我去內地的次數已經愈來愈少。那時我很喜歡泡百度網吧(主要愛看日本動漫同人文、或韓國綜藝討論),也跟著媽媽追過內地明星,雖然我仍記得她小時候曾讓我對著年輕的黎明的照片叫他「黎明哥哥」。升初三的暑假(2008)我跟家人在電視機前看了北京奧運的開幕式。後來我才從社會學分析中得知,2008-2009年是中港關係的蜜月期,香港人的中國認同來到了歷史最高點。奧運前,香港社會為了汶川大地震動員籌款、捐贈物資,規模甚大。我雖沒甚麼零花錢,但也在班級裡設置的籌款箱投了一些,印象中我的同學、老師都是這麼做的。高中時我修讀了中國文學,頗喜歡讀古典詩詞戲曲,於是大學報考了中文系。此外我也繼續選修了中國歷史,對其命運多舛深有所感,遺憾的卻是我整個高中時期也沒能向家裡「成功爭取」[3] 去維園參加每年一次的六四晚會。從初三到高三,我們有一門必修課叫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六個單元裡有一個叫「今日香港」,涉及到本地社會議題及政治制度;又有一個單元叫「現代中國」,從改革開放講到當代社會問題。自此,我慢慢聽說水貨客到香港搶購奶粉、高鐵香港段、雙非孕婦到港產子等種種爭議,開始意識到中港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了,不過課本上的內容始終只是點到即止,未見深入討論。我還記得我家附近的街道上有人張貼了宣傳高鐵香港段的黑白傳單,上面寫著若不興建,香港很快會被中國的高速發展拋下云云,字裡行間有一種被(大國)邊緣化的(小市民)恐懼。[4] 我當時想,若香港經濟不再發展了,似乎不太好。可要是有人問我,為甚麼我們總迷信社會(尤其經濟)非要發展不可?又,香港為甚麼一定要跟內地接軌才有發展機會?我肯定也是一問三不知。
說起來,我唸中學時總有一種匱乏感,覺得課本上教的東西——無論是「香港」還是「中國」——似乎都跟我距離很遠,我沒有辦法將它們跟我在香港或湖南的生活經驗扣連在一起。尤其在我出生成長的香港,世人口中的「東方之珠」,這座城市跟中國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具體又是如何運作的,而在我離開學校後,我又將面對一個甚麼樣的環境,得到怎麼樣的生活,我都無從了解——我甚至不知道我尚未了解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甚麼。以前雖然有網絡,但知識和資訊的生產和流通跟現在差距很大,於是我對「香港」的認知便只是來自學校課本、TVB的六點半新聞和連續劇、家中的報紙,以及我對學校、居住社區和中學生有能力消費的幾個市區地點的有限了解。升大學前,我印象較深是跟同學去了一次香港島——所謂香港的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坐電車時看見兩傍大廈高樓林立,深藍或銀色玻璃外牆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又似是不近人情。現在想來,那種凝視有點像觀光客,又有點像當局者迷;我們每一個人對「香港」的熟悉與陌生,大概都是不一樣的。
在「香港」和「中國」之間
我升大學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國民教育(2012),那時從大學車站走出來,接過了學長姐派發的黑色絲帶。我倒不覺得自己不需要去了解當今中國是甚麼樣的,只是這個過程不該那麼的「由上而下」,最終讓學生失去思考或存疑的能力。後來在中文系,我七零八落地讀了一些古代文獻、詩賦戲曲、中國現代文學文本及文學史。在大二暑假,我碰巧上了一門通識課「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老師是一位白髮的外國人類學教授,帶我們一起討論中國的城鄉差異、農民工問題、高速城市化帶來的人的困境與迷惑,等等。我思來想去,一方面因問題無解而無力,另一方面是,雖然我好像終於更了解「中國」是甚麼樣子了,卻覺得這些議題跟我是有一定距離的,我還沒能找到自己可以切入的思考與言說位置,尤其當我後來遇到其他內地朋友,聽他們熱烈討論國內性別、城市發展、工人運動、新聞媒體等議題時,卻發現自己所知的真的很少。
與之平行的,則是香港的社會及政治現實變得愈來愈嚴峻。在2014年2月《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遇襲,社會輿論擔心香港新聞自由不保,我和同學參與了大學車站前的黑衣靜坐;6月立法會粗暴通過新界東北發展案前期撥款,我獨自在會場外看著現場直播,直像被迎面潑了一盆冷水;同年我在大學講座裡第一次知道了「佔領中環」的倡議,在夏天時協助過其「全民公投」環節,但卻未敢加入7月2日的凌晨預演,還因晚歸而跟爸爸吵了一架……那時我對香港未來可能出現的民主政制改革還抱有一絲期待,最後的結果大家都已經知道了,8月31日人大白皮書頒佈下來,一切成了空想。九月開學後我參加了幾天大專生罷課,但雨傘運動正式爆發時我已出發去了國外交換,那時只能每天追看網上新聞,及後則親眼看著香港的政治參與空間持續被打壓,社會氣氛時而鼓譟,時而無力。於是,我曾讀過的那些香港當代文學和電影文本,再次浮上地表:西西寫香港是一座「浮城」,黃碧雲寫1984年中英談判後香港是座「失城」,王家衛在《春光乍洩》中問「可不可以重頭來過」……有甚麼東西終於呼之欲出了,就像是我原先被一顆玻璃球包圍住了,看見的外面的世界總是模糊不清,結果玻璃球漸漸破裂開來,黑的白的無法言明的物質便侵入此間,教人動魄驚心。在我終於開始認知到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還未正式參與進去成為其一份子之前,香港的未來就已經被決定好了,2047年就是大限。面對此情此境,我還可以怎麼做?
攝於2019年8月12日,香港國際機場。
儘管中港關係愈見緊張,我心裡卻十分抗拒日漸時興的某些排外本土論述,不能贊同新移民就是來香港搶奪資源、內地旅客都是「蝗蟲」等觀點,隱隱覺得其背後有某種危險性。我還記得大四回港後,在一門文化研究課上研讀Harvey,當時正討論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否可能出現危機,有同學很快地說,我不介意看見中國經濟崩潰,而任教老師亦很快回答說:但我在乎!類似的有關「香港」和「中國」之間的撕裂時刻,在我身邊仍有許許多多。大三在國外交換時,有香港的朋友向當地朋友描述有些中國人變賣土地後變得非常富有,足夠讓他們橫掃名牌商店,我卻想起在紀錄片看到的另一些面容,帶著從農村移居城市後的惶然不安;當一些大學同學說起他們在香港的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被「港漂」分走了工作機會,而「內地生」在大學裡又跟本地學生格格不入,我卻想起大學時期遇到過的兩位內地室友,總是認真生活,且充滿期盼地計劃著留港或返回國內後的未來。時代的變革來得太快,以往對於我而言可以共存並生的東西,今天則在迫使我二選其一。我一直很想弄懂眼前這一局面是在怎麼樣的脈絡下發生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我轉向文化研究,希望在爬梳清楚香港的歷史之際,同時仍然保持對兩地未來的開放性,看看能否從這條死胡同中轉出甚麼生機來。
掙扎、疑惑,與對未來的愛
很明顯的是,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後,一切已變得更加困難。我曾聽在香港讀書的廣東朋友說,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們在內地的親友仍會關心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至2019年已經問也不問,直接為運動扣上「港獨」的帽子,不知是真的相信這一套官方說法,還是已然失去可以公開討論的空間。我在台灣也遇到過來交換的「陸生」朋友,儘管我們彼此都很努力地進行對話,但最終若想達至互相理解,卻比我想像中困難太多。在暑假時我回到香港,意外發現我家的情況是「1藍3黃」:我的爸爸十分認同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也認為香港應該繼續保持一國兩制,但他同時也會被中國的那種愛國民族主義所吸引,不同意抗爭者反對政府、乃至反對中國的立場。而我的媽媽原先在2014年時仍然不太關心香港本地政治,這次卻自行吸收消化了大量新聞信息,變成了一個堅定的運動支持者,我和弟弟自然也是一樣。在這個暑假我們回了長沙一趟,探望久違數年的親人。行前我還在網上搜索,如何刪除手機上收到過的行動資訊,以免過關時被發現;我的媽媽卻多次在她的不了解狀況的朋友面前,耐心地解釋著運動的種種前因與實況,即使「香港」已然變成一個敏感的話題。假如像我這樣一個移民二代九十後青年,都經常覺得自己「兩面不是人」,在自己的身分及情感認同上屢感迷惘和掙扎,那麼我的媽媽,一個出身湖南,在香港紮根了二十多年,並已發展出她對香港的獨特情感的移民一代,她的內心活動又是怎麼樣的?若然追問下去,或者我又能再寫出另一篇相當不同的文章來。
想到這裡,我又想起我從網上看到過的、在兩種民族主義之間的交鋒與針對,在Facebook和微博這些陣地都很容易見到各種刀光劍影、敵我區隔和謾罵。在未來,我,或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先懸置一些「政治正確」,懸置一些所謂民族主義宏大敘事,懸置一些迫使人們「選邊站」的話語,認真地看見在「我」這個主體以外的其他主體,他或她或他們有著怎樣的真實面容,又身陷在哪一些結構位置中(人人都受結構所限,也與之相互構成),因而正在說出、想要說出,或不能說出甚麼故事來?
不知道像我這樣的故事,跟讀者們所期待的「香港青年」故事會不會產生落差、或產生了多大的落差;我只能把我成長時所經歷過的、且目前仍未有答案的種種疑惑寫下。忘記在哪本書裡讀到,解構是對未來的愛。我想,在這個最壞也是最好的時代裡,變革不會停下,既有的定論在將來也有可能被調整或推翻。再次借用我那位廣東朋友說過的一句話:「撕」如果能促進對話和理解,「撕而不裂」,大概是最好。
[1] BNO全名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它是一種旅行證件,但持有人並沒有英國的公民身分,入境英國時需要受到管制,持有人亦不能自動獲得在英國居留或工作的權利。自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英國政府針對BNO持有人的簽證、逗留及定居規則作出了一系列的修改,因而引發中英雙方的外交風波。
[2] 許寶強老師曾引用Vickers等學者指出,香港的中學歷史科不是「殖民官員依據殖民者的價值觀製造出來的,而更多只是基於一種實用主義的考量」。殖民政府為避免政治爭拗,又不想使用大陸課本,於是與本地的中史科社群合作,為打造出「一個漢族中心、單一及去政治化的課程。」見許寶強:〈從殖民到犬儒: 香港教育故事新編〉,《明報》(2010-05-23),P04。
[3] 當政府推出新政策或新措施時,不少香港建制派民選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都喜歡說自己為市民「成功爭取」到該項新政策/措施。這個名詞在香港的網絡場域算是一個「潮語」。
[4] 那時我總覺得本地政治離我很遠。像反高鐵運動,我也不過在電視上看過一些抗爭現場的片段和一集新聞調查。以前我所認知的「政治」現場主要出現在立法會大樓外、維園或中聯辦門外(不像2019年真的是「散落社區」),一般我們在自己住的社區是看不到這些東西的,最多是當區區議員逢年過節在社區裡辦辦活動,沒有甚麼政治性可言。所以高中生的我在自己家樓下突然看到這樣的「政治」文宣(雖然是支持興建高鐵的),感覺還是挺新奇的。不過反高鐵運動其實包括了「五區苦行」,當年參與運動的八十後青年嘗試以長時間、長距離下跪及行走的方式,喚起公眾對高鐵爭議的關注。其中一次苦行路線大概經過了我們社區附近,這一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