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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戀家:西安回坊青年的「第三種」未來想像
攝於2019年8月15日,灑金橋北口的牌坊。
我們還是比較戀家一點
在田野的某天晚上,筆者在回坊的領路人小馬拉著我和他的表弟鹿堯,一起把為了結婚準備的新家電,搬到坊上西側正在裝潢的新婚房。他騎著三輪車載著我們和家電,來回穿越在坊上狹窄又充滿遊客的街道間。小馬就如許多正值適婚年齡的回坊青年一樣,普遍會將新婚房安在坊內。有的可能是買房,有的可能是將自家房子再向上加蓋幾層。但不論如何這樣的現象在回坊一直相當地常見。
回坊位於西安市市中心西北角,是一個古老的回族聚居區。由於其不同於周邊以「漢族」文化為主的異質性社會型態,同時又具有少數民族聚居區罕見能置身在市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因而形塑出回坊不論在城市空間或文化邊界上,皆呈現相對封閉且具有明確內外邊界的區域。回坊在九零年代左右,因為政府出資將其打造成西安市著名的觀光仿古商業街區。觀光人潮的湧入,雖說帶來了錢潮,但也使得街巷全天候為外地遊客所填滿,並導致坊內多項公共設施皆嚴重超載。然而像是小馬這樣的回坊青年,為何最終仍選擇住在回坊,而不是選擇到西安其他區域,甚至是到「北上廣深」等沿海大城市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特別是他們這些年齡約在而立上下的回坊青年,其原生家庭許多都是有能力供應他們在西安市更好的區域,購置新屋當作新婚房,而無需繼續住在回坊這個與四周環境相比,皆顯得古老與落後的區域。關於這個提問的答案,筆者最初僅從鹿堯口中得到「我們還是比較戀家一點」的解釋。
我們是誰?
小馬在帶領筆者進入回坊與認識回坊的過程中,介紹了一群與他同樣是從小由回坊孕育茁壯的回坊青年。筆者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正巧都處於轉換人生階段的過程。有的人正計畫著結婚,有的甚至已迎來家裡的第一個孩子;也有人正籌備著創業或決定繼續升學。這群普遍接受過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甚至擁有國外大學學歷的回坊青年,在當代中國的脈絡下,應當是一群極具「發展前景」的社會新血。然而,筆者卻發現他們在完成學業後,有的人或許曾在沿海大城市中短暫打拼過一陣子,但最終都如小馬一樣,選擇放下可能更好的發展機會或薪資,回到回坊生活。這群回坊青年在做出此種看似逆勢而為的決定時,究竟在腦海中描繪著何種對未來的想像?
這群回坊青年在人生階段轉換的路口所做出的抉擇,實際上與回坊在九零年代之後的發展,以及他們對自身文化認同的覺醒有著密切關聯。回坊在改革開放後不久,即被政府主導改造成西安市的著名觀光景點。坊內回族的清真餐飲、民族服飾與信仰習俗,這些特殊且相對陌生的「少數民族文化」皆成為回坊得以成功商業化與觀光化的重要資本。就如Gillette(2000)在其民族誌研究中所描繪的,回坊在九零年代之後快速的觀光化與商業化,為坊民帶來了大量的資本積累;而坊民基於資本積累的消費行動,更成為他們得以對抗國家現代化意識形態加諸在其身上,諸如封建、落後與不文明等形象的工具。這群回坊青年的父母正巧就在這段回坊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受益,並為他們的下一代提供了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與受教育的機會。
Gillette(2000)在描繪坊內回族居民於九零年代,藉由消費行為與提升物質生活條件,來抗衡或再詮釋國家現代化意識型態的日常實踐,並未料想到這些坊民的下一代在踏出回坊之後,卻會在自我身份與文化認同的層面上,遭遇到意想不到衝擊。就如小馬所說:「我從來都沒感覺到自己是少數民族,直到我離開回坊到外面去上學」。當這群從小在坊上長大的青年踏出回坊到外地求學,許多原本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變得相當不便。像是堅持只吃清真的食物、拒絕喝酒,或是更進一步的齋戒與每日五番拜。這些原本是其日常生活一環的信仰實踐,頓時讓他們成為,在以漢族為多數的同學間,異樣目光的焦點,或是為其帶來相處上的尷尬處境。鹿堯說他在浙江讀大學時,某次碰巧遇到一個同為回族的同學從非清真的學生食堂走出來。他說他當下想到對方可能吃了非清真的食物,甚至可能吃了豬肉的畫面讓他覺得特別噁心。但不論是小馬或鹿堯,他們也都坦白說,許多回族人在外地為了融入到以「漢族」為主流的社會中,而選擇在信仰上妥協的現象其實十分常見。
攝於2019年12月4日,回坊西側的觀光街區。
攝於2019年12月5日,回坊東側灑金橋的日常街景。
上述的掙扎打從這些回坊青年踏出回坊求學開始,便一直跟著他們並延續到其進入職場。這實際上也呈現出,回族猶如多數中國少數民族一般,都同樣被迫要面對,在快速現代化的過程中,自身民族與文化的消逝。並在當代以「漢族」文化為主流的中國社會情境中,對自我的身份認同做出抉擇。就如小馬在某次聊天對筆者的提問:「回族之所以是回族,如果把伊斯蘭教的元素剝離開來,你說他還剩什麼?」。實際上小馬同時也在反問自己,究竟自己是誰?回族與穆斯林能畫上等號嗎?
選擇未來
回族等同於穆斯林嗎?這個問題在當代中國回族研究與相關領域中,基本上已明顯劃分成建構論與本質論,兩派涇渭分明的論述體系(Gladney 1991;余振貴 1991;張中復 2005)。然而這對小馬、鹿堯,或其它有著類似經驗與焦慮的回坊青年來說,這不是個形而上或理論性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十分具體且真實地存在在他們的生命之中。當這群回坊青年離開了回坊,踏入了快速發展與劇烈變化的坊外社會。他們才逐漸意識到原來自己是少數民族,並經歷著各種疑惑與自我懷疑。從小習以為常,對於伊斯蘭信仰的諸多實踐,原本是他們在坊外界定與標示自己是誰的重要根基;但是卻也搖身一變,成為他們融入主流社會,與成為國家現代意識形態下文明人的阻礙。而過去嘗試探索與找尋解答的小馬,他如此回答自己的提問,他說:
回族最核心的東西就是伊斯蘭教。你可以說他不光是伊斯蘭教,你不能把伊斯蘭教給回族的文化劃等號;但是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如果你把伊斯蘭教這個部分剝離開之後說「我是一個回族,但我不是穆斯林」,那請問你是什麼?
攝於2019年12月5日,灑金橋街上各家取水的水龍頭。
在這群包含了小馬與鹿堯的回坊青年中,他們最後選擇回到西安工作、回到回坊居住。這個決定不單單只是鹿堯說的「戀家」那麼簡單。回坊作為一個真實存在的物理性空間,以及一種對家的意象投射。它確實成為這群回坊青年,在經歷外部社會種種衝擊之後,得以暫獲喘息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它更成為了承載著回坊青年對認同的選擇與未來想像。回坊為什麼存續?就猶如鹿堯所說,是「政府基於對回族文化的認可,而不是對伊斯蘭文化的認同」。九零年代至今的資本積累,不僅成為坊民與國家、與現代化意識形態談判與協商的工具,那更是他們與地方政府利益交換的籌碼。回坊因此成為了一個具有屏障,且猶如洋蔥般的空間或場域。這些青年選擇回到回坊,因而不用再因為自身少數民族的身份,被迫夾在現代與落後之間掙扎與抉擇。他們也無需再為了更好地融入主流的漢文化社會,而妥協自己的信仰,造成自己處於自我懷疑的模糊境地。他們在回坊的空間中,得以重新拾起在坊外受到衝擊,甚至破碎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這個選擇也是他們決定要重新擁抱,對其生命成長過程有著極為重要,且影響深刻的伊斯蘭信仰。他們有意識地運用回坊的空間性存續與壟斷地租(Monopoly)作為最外層,以回族的法定少數民族身份作為中層,隱晦地保護著與實踐著位在最內層,也是最核心的信仰認同。並同時希望透過他們這一代人的實踐與堅守,能將其繼續傳承給下一代的回坊青年。
參考書目
Harvey, David
2002.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Socialist Register 38: 93-110.
Gladney, Dru C.
1991.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llette, Maris B.
2000. Between Mecca and Beijing: moder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Musli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余振貴
1991。〈新時期中國回族研究巡禮〉。《回族研究》1:18-29。
張中復
2005,〈華夷兼蓄下的邊緣游移:論當代中國回族民族屬性中的少數民族化問題〉。《政大民族學報》24:115-147。